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很容易出现过度刺激经济的情况。

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如此，疯狂投资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潮流。

本次地方大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以及欠发达地区，其实对于国家的均衡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至于以后何以为继，由于中国的任期制，则不为主政者考虑，因为很有可能其时已经升迁调任，或者是光荣退休，实现了安全着陆。地方更懂得本地需要从投资效率上说，各地依据当地要素禀赋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和重点产业，更符合当地需求。中国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定，确立以地方为主的发展体系。地方发展，受到外来和尚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本土经济受到压制。

弱化行政计划，还权于地方。近十年来，各地如何发展，国家规划的色彩日益浓厚，哪些地方得到扶持，很多不是依靠市场判断，而是根据政治地位排队。最近 ，阿迪达斯生产基地的转移、加工贸易型外资的撤退，以及广东和江浙大量代工企业的困境并非仅是外部环境恶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高房价，使得国内企业经营 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全面上升。

从而使得政府不得不加大力度短期内推出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刺激计划。可以说，加工贸易增长乏力与这种现象有很大关系，从而也影响国内进口增长。如果不从这些方面入手，要想采取非常措施让国内进出口贸易恢复到以往那种水平是不可能的。同时，房价的上涨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全面上升，这必然会要求企业的工资价格上涨。

在这各种的情况下，我们希望非常措施来扩大出口是不可能的。还有，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下行，许多行业产量过剩，PPI价格连续负增长，自然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到股市的不景气，影响到QFII盈利水平（今年上半年QFII亏损达6.1%，而QDII则 开始盈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那种外贸产品竞争力的优势很快就会被削弱。总之，当前国内进出口贸易增长下行，既有外部需求的疲软，更有国内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同时，美元作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美国的贬值一定推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造成中国国际贸易新的不平衡。可以说，今年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尽管外需疲弱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早几年房地产过度扩张所造成严重后遗症显现出来。

可以说，从最近公布的PMI指数、PPI指数、GDP增长下行等数据来看 ，国内经济增长弱势并没有随稳增长政策调整而改变，反之这种弱势在还在进一步扩展。比如，国内进口突然下降，主要原因是早几年房地产泡沫扩张、企业过度扩张所留下的后遗症的结 果。比如说流向香港，然后又通过香港进入中国，或直接流入中国。对于国内进口下降，其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

中国8月进口意外按年倒退2.6%，逊于预期增长3.5%，7月份则增长4.7%。面对国内进出口贸易形势的不好，国务院前日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推出了八项措施，包括加快出口退税、扩大融资规模、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积极扩大进口、优化外贸国际市场布局、优化外贸国内区域布局等等。

比如加工贸易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国内经济对进口品需求减弱等。据所道，9月10日公布数据所显示， 中国8月份出口按年增长2.7%，逊于预期2.9%，7月份则增长1.0%。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经济增长下行、社会固定投资增长减弱、国内对国际商品需求全面下降。如果是这样，国内进口又会出现平稳增长之态势。不过，这些项目的推出，不 仅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如果处理得不好，同样可能引发不少后遗症。面对这种结果，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一次大的转型，面临着如何消化早几年过度超支的经济增长。这是当前中国出口全面下降的主要原因所在。同时，而房价上涨自然会导致企业所需的各种要素及资源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只有住房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才能让当前整个经济得到调整，才能让当前这种严重的产量过剩得以消化。比如厂房土地的价格、办公场地的租金、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等都随之上涨，从而使企业运营等商务成本 全面成本全面上升

归根结底，教授的收入也是其所创造的财富所决定的（包括学术成果、人才培养、社会公共价值等），这和公司职员的收入来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高房价对人才和公司的挤出效应同样体现在城市中一群特殊的居民和公司身上——即教授和高校。

高房价对于有房的教授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于新进的教授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这就是高房价对于人才和公司的挤出效应，最终拖累城市的经济发展，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或者选择到低房价的高校工作。教授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的本来含义。长期来看，北京高校面临这样的困境，是学习浙江大学那样，从高房价的海淀区搬迁到低房价的郊区，从而重新获得对新人才的竞争优势？还是以牺牲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招聘水平低一些的人才加盟？个人以为，清华北大由于摊子太大、校园的历史悠久，搬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选择水平稍低的应聘者。

而这，正是目前北京高校的普遍状况，即使是北大也面临高房价阻碍人才引进的窘局。这个压力一方面施加在教授的家庭身上，其面临的选择只能是：更加努力工作，获得更高收入。

高房价同时也施加在聘用教授的高校身上，其面临的选择也只能是：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高薪水，才能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加盟。

因此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成本竞赛中，处在高房价核心区域的北京海淀区高校（例如清华、北大、人大、理工、北航、北邮、北科、北化等），和其他位于房价相对较低的城市的高校相比，如果大学本身的声誉和工作环境类似的话，就处在很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公司的利润不足以支撑写字楼的租金以及员工的高工资（其中包含高住宅价格），那么公司就只能选择搬迁或者关门。

第三个选项必然缩小高校的发展潜力。前面两个选项对于高校来说，总是有一定的限度。但其他几所规模小一些的高校，搬迁的可能性很大。大部分高校教授是靠工资、补贴以及不同的其他收入生活的。

要不，这些学校就只能慢慢落后在其他位于低房价区域、现在水平相当的高校后面。如果居民的收入不足以支撑高房价，那么居民就只能选择逃离城市或者压缩其他方面的消费。

高房价既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自然结果，但同时也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高房价大大提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以及商务成本，即住房价格和写字楼价格太高。第四个选项则因为短期成本过于高昂、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很少采用，但也有少数成功的例子，例如浙江大学卖掉老校区、建设新校区

与此同时，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情况看，全国个税收入下降８％，比去年同期回落４３．４个百分点，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下降为６％。究竟应该如何评估６０００万人告别个税这一公共事件，或许至今仍然见仁见智，评价不一，难以形成基本共识。